在睡前浏览2024年的人口数据，尽管出生人口有所回升，但负增长的总体趋势尚未改变，总和生育率远低于维持人口更替的水平。合上书本，不禁思考：是什么导致了当前的生育率下降？答案并非归咎于某个人，而是一张由时代、社会和个人境遇共同编织的复杂网络。

最显著的压力来自经济负担。房价与收入的比率远超合理范围，年轻夫妇在支付首付后，每月房贷便占据了工资的大部分。孩子尚未出生，奶粉和尿布的费用就已迫在眉睫；随着孩子成长，学区房、兴趣班和辅导班的费用更是将教育成本推至高位，一线城市家庭在孩子教育上的年花费可能高达四五十万。医疗开支也令人担忧，三甲医院建档困难，基层妇幼保健能力不足，一场大病就可能让普通家庭背负沉重负担。在养育自己都已竭尽全力之际，生育自然显得遥不可及。

职场中的隐性障碍也在阻碍生育。我们的年均工作时长已超过法定标准，每周多工作近9小时，年轻人连约会和休息的时间都不够。更为严重的是性别成本失衡，企业在招聘育龄女性时考虑其生育成本，已婚未孕的女性在面试时常被问及生育计划，生育后薪资下降、晋升停滞成为常态。当职业发展与生育成为相互排斥的选择时，许多女性不得不推迟或放弃生育。

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，年轻人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变化，不再盲目追求“多子多福”，而是更加关注个人发展和生活质量。他们亲眼目睹了父辈因房贷和育儿压力而弯腰驼背，听到了“自己经历过的苦难不应让孩子重蹈覆辙”的叹息，因此不愿意让孩子经历同样的内卷人生。此外，近九成青年的理想子女数为1-2个，生育意愿变得更加理性和审慎。

结构性因素也不容忽视：育龄妇女的数量每年减少500万，生育主体的缩减成为一个严重问题；托育服务不足、育儿假制度不完善，使得双职工家庭难以找到可靠的育儿支持；教育医疗资源的分配不均，进一步加剧了生育焦虑。

关灯时分，我突然明白，低生育率并非年轻人“自私”的结果，而是在现实压力下的理性决策。正如有人所言，并非他们生育，而是看不到“养育孩子值得”的希望。只有当不再需要为了996而奔波，收入能与付出成正比，养育孩子的成本与风险由社会共同承担时，生育率才有可能真正回升。